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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鱼米之乡自然吃粮食。自岑春蓂上任湖南巡抚以来他的触角便开始伸向粮食这个湖南省的经济支柱，然后通过自己的权柄不断兼并了十几家自恃朝中有人的粮商，其吃相之难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抚制，当时全国划分为二十三个省。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
也就是说，满清朝廷委派的湖广总督虽说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但其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不过是他的驻地湖北一省而已，不管是前任的总督陈夔龙，还是现任的总督端方都对湖南一省的事务影响甚少。
前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简单说，真正说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
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
此时的岑春蓂就是出于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荆江发生大洪水，沿途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被灾者达数百万人，同时湘南衡州、宝庆、长沙各属又闹旱灾，收成不及七分，湖广两省产粮大减。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本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应对之方，妥筹善后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抚岑春蓂全然不顾，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仅听任邻近歉收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湘采购粮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粮行竟然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且通过自己在朝廷的关系网得到清廷外务部的批准。
当运米出境的照约签订后，岑春蓂则利用其巡抚特权，指使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人，分驻长沙、汉口两地，借口全部收为官买，挪用官款抢购囤积，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励，于是乎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
不过一方面由于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关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准解除与日、英、美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
禁运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却依恃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二十一天之后才能施行，在此期间，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全然不顾湘省粮荒的极端严重性，岑春蓂这种满清腐败官员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谷米的大量出境，长沙乃至湖南境内的商绅地主也开始参与了粮食的囤积活动，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粮店颗粒粮食不售，坐等粮食价格暴涨，这使得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徐卫的影响，此时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其湘江河段码头运输货物昼夜不停，码头上的龙门吊更是被竖的林立，甚至有人讲长沙成为小上海。
不过，长沙的发展不过是徐卫回国这段时间的事情，其底蕴与已经开埠几十年的上海自然是无法相提并概论的，虽然因为徐卫的影响，在长沙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百姓依然是仅够衣食。
对于徐卫在长沙设立的工厂，长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个进去又出来的过程，在早先的时候长沙城内的百姓羡慕徐卫开出的优厚待遇争先恐后的进入徐卫设立的工厂，但是随着长沙来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们发现自己在长沙城做点小买卖比在工厂内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挣得多，于是他们又纷纷从徐卫的工厂内辞职，然后利用自己在长沙城内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随着湖南湖北两省的灾荒愈演愈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甚至发动了旨在反清的萍浏醴起义，由此可见这场灾荒的严重程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