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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滚烫的黄沙贴着他的衣服, 热力冲得他头晕目眩，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赫然看到自己在一个简易的帐篷里，而他刚从木箱搭成的“床”上滚落到地面。
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哪里？
葛霖茫然地张望了一圈，他觉得自己有点头痛，就像宿醉的感觉。
葛霖不怎么喝酒, 这种脑袋涨大了一圈的滋味很不好受,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期间葛霖以为自己会站立不稳再次摔倒, 结果身体奇怪地找准了平衡。
堆满杂物的帐篷, 粗燥的木箱, 还有放在床边的陶罐——怎么看都不像现代的产物, 地上的黄沙更是古怪。葛霖看了看身上的衣服, 从样式到衣料都很宽松透气，不像睡袍，倒像沙漠民族的衣服。
葛霖的双手下意识地伸了一下，他明明记得自己在开车。
从白沙滩度假村的彻夜派对里脱身之后, 葛霖开车去了海滨公路, 吹吹风, 同时也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这种生活真的够了, 戴着虚伪的面具, 假装亲情深厚的一家人，就为了所谓的面子。葛霖迫切地希望改变，他每次想要跟父亲好好谈谈的时候, 他的父亲总是递给他一叠账单，然后侃侃而谈着今天酒会上遇到的某董事多么有手腕，昨天宴席上见过的某局长多么有前途。俨然一副想用阶层差距震住葛霖的架势。
账单上是他为葛霖定制的行头，包括衣服、鞋子、皮夹、手机……
当然，还有那辆凯迪拉克。
在媒体的报道里，葛霖俨然是个一步登天的穷小子，而且不是靠娶千金小姐才攀上的高枝，他是富商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还是婚生子，不是小三外室这种豪门恩怨产物。他的经历值得被大书特书，许多条新闻都用了一个抓人眼球的标题——“活了二十多年忽然发现自己是富二代”。
后续报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拼命煽情，父子多年后重逢，可惜人生并不圆满，生母早逝，终成遗憾。再发掘一下当年的人口拐卖案，还专门寻访到福利院，办案的警察，进行深度报道。
另外一种则是着力讨论葛霖的家庭财产问题。
葛霖的父亲发家致富，跟第二任妻子同甘共苦，共同创业。这份家业严格来说，与前任妻子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忽然冒出一个孩子，遗产到底应该怎么分，才能从法律与道德层面上都说得过去？
这些跟葛霖毫无关系的人，为葛霖操碎了心，他们跟执不同意见的人在网上吵得天翻地覆。有人坚定地站在继母那边，认为是她跟她的儿子是受害者，平白无故就要损失一份财产。这个意见很快就被人喷了回去，明明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这全都是命运的捉弄。
两方人马很快达成一致，责任在葛霖的父亲没有继续寻找孩子。
不过这个论点也没能坚持多久，立刻有人现身说法，表示“妻子病死，孩子被拐毫无线索”这种打击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法承受，而治愈创伤的最好方式就是开始新的生活。人总不能永远活在悲伤之中，死去的人也不愿意亲属过这样的生活。
谁都有道理，谁也不服谁。
作为当事人，葛霖觉得他们想得太多了，因为这个“家庭”，他根本待不下去。他与继母还有无言的默契呢，跟父亲真的是话不投机的典型。
葛霖觉得是自己把他们带到了风口浪尖上，所以他没有一走了之，结果就是这一点让他泥足深陷，疲于应付。最让人葛霖头痛的还是每天都有的账单，可能这个一家之主眼里，账单是一种无形的武器，与浮华奢靡的生活方式一样，是用来挫败这个儿子傲气的。
葛霖当然不会傻乎乎地把这些账务全部背到自己头上。
他的父亲踌躇满志，想用这一套来驯服葛霖，葛霖只觉得烦心。
一辆凯迪拉克，一身价值不菲的行头，然后呢？
葛霖的银行账户跟从前一样，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他手里多了一张硬塞过来的副卡，也许换了别人，就会安心地做一个花花公子，尽情地刷个几笔，享受这种优渥的生活，然后不知不觉地变成这种生活的俘虏，为了保住这一切，他们会竭尽全力。
这种儿子，大概就是葛霖父亲需要的。
——捏住经济命脉，始终在掌握之中的孩子，必定非常听话。
葛霖没有被这种“金元攻势”冲晕头。
手机很不错，凯迪拉克也很酷炫，可是谁去办的手机卡，登记的车主又是谁？反正不是葛霖，葛霖从来没把身份证交给别人。
